部長的專業  v.s. 專業的部長

缺乏對話的拼音系統決定過程

Unter(用嘴巴使用語言的人)2000/10/31明日報「我有話要說」

對於連日來引發爭議的中文譯音拼音系統案,教育部長曾志朗決定建請行政院採用與國語會建議之「通用拼音」不同的「漢語拼音」。曾志朗表示其選擇中文譯音拼音系統的立場和標準是「回歸專業」和「走向國際」;認為如採用「通用拼音」,政府和社會「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且即使國內選擇使用通用拼音,仍不能改變漢語拼音存在的事實,強調看事情要理性和前瞻性,不能從政治或意識型態思考。


    曾志朗多次表示其基於其語言學者專業的立場,認為台灣應採用「漢語拼音」才能與「國際接軌」,亦即讓台灣走得出去。然而讓我們擔心的正是曾志朗的專業立場;從認知科學的角度看語言,則語言現象只是一種生理╱心理現象,因而語言現象的其他側面即不必作為知識的對象,於是語言現象作為社會現象、語言現象作為文化現象、語言現象作為政治現象........等皆未經討論即被處理成無關緊要的殘餘類屬或視之為意識型態(與台北市民政局之語言與文化無關,不應有社會性功能想像的說法正好不謀而合),曾志朗的學者角色顯然優先於他的教育部長角色,因此其對中文譯音拼音系統的選擇也就在單一專業觀點的引導下產生出單一判準──「與國際接軌」。我們不懷疑學者曾志朗的專業能力,而是擔心部長曾志朗仍以其自身之單一專業觀點排除其他專業觀點對此一議題所可能作出的貢獻。


    與主張通用拼音的學者相同,曾部長以其專業指出「漢語」、「通用」兩系統差別不大,但影響很大。然而任何選擇均有其機會成本,我們不曉得為何曾部長只強調選擇「通用拼音」將可能付出極大成本而不考慮選擇「漢語拼音」所可能付出的成本。作為教育部長,曾志朗有必要對兩種拼音方案的優缺點(國際流通性v.s. 文化主體性)與立論基礎盡相當程度的認知責任。然而我們並未看到曾部長對拼音系統亦需服務台灣民眾的語言特色與配合本土語言教學此兩大要求作出明確說明,只是忽而強調此類問題太複雜應由中央決定,忽而又表示本土語言教學和中文譯音皆可採用漢語拼音。
    台灣社會對於語言問題的思考有兩大通俗傾向;其一是將語言視為一中性的媒介(媒介中心主義),其二是將語言問題的焦點置於文字而非口語(文字中心主義)。前者忽略了語言的社會性,後者忽略了語言的變異性,進而社會變異與語言變異之間的關係也一併被忽略。


    將語言視為僅是媒介,則語言的流通性與效率自然成為語言問題的主要考量。曾志朗在其一篇題為〈論文字組合在閱讀歷程及認知能力間的關係〉(1982)的論文中說明了符號/文字系統對人之認知能力的影響,認為好的符號有利於知識的進展。文中舉了數個例子來說明此一論點,包括阿拉伯數字較羅馬數字更方便於計算,以及萊布尼茲所設計的微積分符號優於牛頓所設計的微積分符號,而英國因推崇牛頓,拒絕接受萊布尼茲的符號。為此,「英國數學界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指英國數學之停滯與落後於歐陸)。文末並指出不同的文明可能緣於不同的文字系統。我們希望曾部長不是以相同的邏輯來解決近日的中文譯音爭議(儘管某些文字看來相當熟悉),因數學符號與自然語言並非同質的符號系統(將解釋前者之理論概推至後者因而並不妥當),且流通性高的自然語言未必是(在各方面皆)有效率的「好」語言 。選擇語言也不像選擇作業系統或套裝軟體,灌進腦袋瓜子裡立即可用(果真如此就不會有所謂的「台灣國語」了 ) 。 拼音法也並不只是和外語交換的媒介,因所拼的語言並不是作為國際間不同語言間媒介的共同語(lingua franca),而是我們自己的「國語」。語言亦不只是工具而已,或者說當我們把語言當「工具」時,正意謂著此一被我們拿來當工具的語言也同樣可以被其他人當工具,因此選擇之判準不僅是某一工具之好用與否,而需考量不同工具與其所有可能使用間之拒離後,選擇一個我們使用起來最具比較優勢的工具 ( 也不要忘了我們是帶著原有的語言習慣和社會遺產來學習某種語言)。


    曾部長所謂的「與國際接軌」「國際化」主要是指學術資料與國際資料庫的銜接問題,強調使用漢語拼音在電腦敲下關鍵詞(拼音系統在此其實更像拼字系統)就可找到一大堆資料,對於學術社群之利益的關懷甚殷(對於學者而言,文字的重要性超過口語),卻忘了拼音系統亦攸關於一般大眾日常的口語(語音)行為。
「漢語拼音」之較高國際流通性並非奠基於系統本身的優越性,而係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被多數國家承認其主權的國家,因而其制定的拼音標準也就從國內標準(1958年全國人代會批准公佈用以推廣、規範普通話)變成國際標準,漢語拼音也就因而成為「多數國家」所使用的拼音標準,因而曾部長所言之「即使選擇通用拼音仍不能改變漢語拼音存在的事實」就跟「即使加入聯合國仍不能改變中國存在的事實」這句話一樣沒甚麼意義。國際舞台上的主角並不是一個叫「國際」的東西,而是民族國家(除非我們認為字典中「國際」一詞的意思需要改變)。國際上並不存在著最高權威,國際社會亦不等於國家之加總而是各個國家就共同利益的部份進行合作與協商,各個國家必須自行思考其目標與利益何在而不能讓「國際」(不知是那一國)替它作決定。「走入國際」此類字眼因此在修辭上雖頗為誘人但卻不能為此一爭議提供甚麼說明。進一步的思考是,未來我們是否要以國際化為理由接受所有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際地位所形成之由其國內法定標準延伸而成的國際標準(特別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如此則此一意義下的國際化到底是「接軌國際」還是「接軌(中國)國內」就頗堪玩味了。


    曾部長當然沒有必要從統/獨的立場思考中文譯音拼音系統的問題,但其不能無視於台灣作為一社會實體、作為一語言社群的事實。不管住在台灣的各個族群高不高興,經過五十多年來的生活經驗與溝通實踐,台灣的各個語言間已相互滲透而不同於原來的語言面貌,台語國語化(主要自國語借詞)與國語台語化(受台語語法及發音習慣影響)的趨勢早已形成並持續進行。更重要的是,目前台灣各語言間之不平等的階層關係雖不令人滿意,但仍形成了一個以首都台北為中心的共同的語言態度(這是各個族群的語言向彼此修正的結果),住在台灣的人多數都能接受一個在日常生活中被具體實踐的台北華語是他們所能想像的標準華語(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說這種華語),如同住在中國的人多數都能接受一個在日常生活中被具體實踐的北京華語是他們所能想像的標準華語(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說這種華語),共同的語言態度(而非共同的語言行為)已在兩岸形成不同的語言社群(此一命題是否為真,曾部長可利用其在語言學方面的專業資源,對兩岸人民實際的語言使用狀況、語言態度及其相互間之辨識作語料蒐集與調查比較而予以驗證,這是在比較二個拼音系統在資料檢索上之差異以外令一個值得觀察的語言使用面向)。樂譜不等於被演奏的音樂,拼音法也不等於語言(語音),但是當同樣的樂譜被以不同的方式詮釋,同樣的拼音法被以不一樣的方式發音時,評價孰為標準的問題就被引出來了。當我們使用和中國同一套發音規範但又無法有相同的發音表現時,所引出的台北華語標準還是北京華語標準的問題及其社會後果是思考語言問題時不能不加以處理的,更有趣的問題是由那一方來評價?「差異」在漢人的語義系統中很難被賦予正面的價值,「自主性」一詞對一般人而言也不具多大意義,然而就語言一事而言,拼音系統的差異之所以具有價值乃在於其替某群人之不同但又近似於另一群人的語言表現尋得一合法基礎;使得語言表現之不同可被解釋為「不同」而非「偏差」(白話一點:就是「台北華語」之所以是標準的乃因為它有自己標準啦!就像曾志朗之所以是專業的乃因認知科學的學術社群內對甚麼是專業有它自己的標準不需要阿公阿婆樓頂招樓腳來投票決定啦!)。語言的自主和語言的標準化是二個普遍的且又相互關連的語言的社會現象。對於操完全不同語言的語言社群,自主通常無關緊要,因完全不同的語言本來就有其語言距離,各自獨立是理所當然的,反而是語音、語法和語彙上極為近似的語言變體間要互不干擾就不太容易了(尤其要弱的一方不受強的一方影響),如果自主未透過標準化受到認可,即可能有人會認為其中一種不過是另一種的方言,而此一附從關係將可能成為政治上附從的理論基礎(從這裡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1827年有一個姓Webster的人要弄一本有別於Oxford英式英語詞典的美式英語詞典,以落實他之前所主張之藉改變拼法強調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不同的主張)。此一考量其實對統獨二派皆有其重要性,目前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要另創一套標準來改變台灣社會的語言習慣,而是台灣的語言習慣早已不同於中國。主張統一者如不考慮台北華語之自主性俾使台灣的語言特殊性能在統一後獲得制度上的正當性基礎(至少在「完全」學會北京華語之前的過渡階段),將可能發現統一後即使標準如電視新聞主播的華語在以北京華語為標準的情況下竟然變成不標準的華語並蒙上和「台灣國語」一樣的污名,而高教人口及很多台北人將突然發現原來「標準國語」不只是捲好舌、咬好ㄓㄔㄕㄗㄘㄙ(或者不要把「官房長官」念成「ㄍㄨㄢ ㄈㄢˊㄓㄤˇ ㄍㄨㄢ」)就算說得好,而是有許多對台灣民眾而言細微難辨但對對岸人民而言卻相當清楚的語音差異(人對音素的敏感度在一歲左右就逐漸消失),以首都台北為中心發展出來之較無省籍區隔的年輕一代的國語人的語言地位將被取代。而很多外省第二代在驚訝地發現他們的發音並不如他們所想像那麼標準外,更驚訝地發現連語法都因從小住在台灣的緣故而不小心被台語「影響了」。我們可以測試一下自己的華語是那一種:


台北華語:那塊牛肉你要不要吃? / 北京華語:那塊牛肉你吃不吃?
台北華語:你會不會打牌? / 北京華語:你會打牌不會?
對帝國官僚或學術菁英而言,語言作為文字的意義遠大於語言作為口語的意義,且其語言上的不安全感尚可藉由文字創作(而非口語表現)的成就來彌補,然而對現代社會中之大眾而言,語言卻是建構認同、標示身分與爭取社會資源的重要憑藉(至少第一次約會時能說「標準國語」就很重要),語言的地位和語言的效率同樣是制定語言政策時相當重要的考量因素,而語言上之低自尊對學生之學業成就的影響亦同樣值得關注,畢竟「能說標準國語的人,到處都能受人敬重」(引自1988年柯添遜編著之《標準國語會話訓練教材》),能說標準語在任何現代社會中都素粉重要地!(雖然基於政治正確的理由一般都不太願意承認)。


    曾部長對拼音方法的選擇似乎是以單一價值(「國際化」)為前提來引導其專業認知的對象與內容(比較兩套拼音系統在「電腦使用」上所造成之「字詞與詞彙的差異」),而非由其專業出發考量與此事相涉之諸多價值(「語言自主性」、「語言資源/社會資源的平等」、「語言規範需符合語言實況」....)後才導出特定結論。當然原因可能在於曾部長太過專業,以致於無法想像語言除了作為心理現象及其研究心理現象時蒐集資料的工具外,還能被其他其他專業視為不同的現象(語言作為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政治現象),還能被學術社群以外的人以不同的意義及方式進行使用(因而其對於比較兩套拼音系統在「社會使用」上所造成之「語言地位、社區語言效率的差異」毫無興趣),因而不經討論地將其他的考量與主張通通說成是意識型態(意識型態一詞在今日台灣其實只是句罵人的話而不具甚麼分析意義,畢竟此詞之首度具有貶義,乃因拿破崙之稱帝企圖被那些主張觀念科學(ideo-logy)的啟蒙思想家批評而氣惱地稱意識型態為黑暗玄學而來)與政治考量(教育部長不是「政」務官嗎?政治與人的幸福無關的話幹麼一大堆人為這事吵成一團?),批評不同的意見為「意識型態」、「政治考量」、「氾政治化」事實上只標示了說者之反智與拒絕思考,使用此類詞彙者至少要弄清楚此類詞彙在社會科學中的基本定義(拜託翻翻字典或百科全書吧!),弄清楚他所指責的那些意識型態或政治考量的內容是甚麼而不是用修辭取代理性思考,因拒絕新的知識與證據進入既有之思考體系其實正是意識型態的典型特徵。曾部長一再強調其基於專業立場思考拼音系統的選擇,並以此專業權威不加討論地排除了那些支持通用拼音的主要論點諸如服務台灣民眾的語言特色與配合本土語言教學的問題,並且認為此類問題太複雜應由中央決定。曾部長以其專業強調其具有決定此事的權威,但對此一決定之與其專業無關的社會後果卻又不想負責(這就好像一個人宣稱關於選擇用甚麼方法讓一鍋熱水冷卻一事純粹是一個有關物理現象的問題,而他剛好是這方面的專業權威,據此其主張將這鍋熱水放在騎樓是最好的降溫方法,因騎樓之空氣流通性高,至於那些擔心蟲子掉進去或小孩燙傷的考量則因與「讓水溫降低的物理現象」無關,因此是與專業無關的意識型態而不必予以理會,但如果真掉進了蟲子或有小孩被燙傷則與他無關。)曾部長似乎混淆了專業學者與教育部長這二種角色,忘了當他強調自己是專業的同時其實也正表示自己是觀點有限、視角特定的「專家」(specialist),事實上專家正因其研究之限定於特定領域之特定現象而能集中資源作最有效之利用,問題在於曾部長似乎認為其專業涵蓋了與拼音方法的選擇有關的所有領域(即令是單一學科,其內部亦可能存在多重典範,曾部長的語言學專業指的是他從認知科學角度研究中國語文,不能就此認定其據有對語言學的完全權威,從部長的言論至少就看不到他有任何社會語言學的概念)然而我們看到曾部長的專業只表現在比較兩套拼音系統在「電腦使用」上所造成之「字詞與詞彙的差異」上,而忽視了語言不只在電腦上被使用的事實。曾部長覺得沒有必要另外弄一套標準的主張是基於華語只有一種,台北華語等於北京華語,因此北京華語的語音標準可以代表/規範台北華語此一三段論式上。然而至少前兩個命題需被證明為真才能對最後一個命題進行驗證工作。然而作為教育部長的曾志朗卻只急著替「漢語拼音」的支持論點尋求證據,委託學者比較兩套拼音系統在字庫中的差距;忘了他也應同樣地替「通用拼音」的支持論點尋求經驗證據,委託學者比較兩岸華語之語言結構的差異,再據以評估使用不同發音規範將各自造成何種社會後果。決策時則對前述二種拼音法的研究結果再作比較,使最後決定係此二方案之對話的結果而非任何一個方案假設對抗論述不存在情況下的自言自語,如此作也才符合一個「專業教育部長」的角色要求而非僅是特定政黨或利益團體的代言人。


    住在台灣,最難看見的東西往往就是台灣。對拼音法的選擇耗了很多時間在比較兩套拼音系統在字庫中的差異,卻忘了台灣社會實際的語言使用狀況才是抽樣的母體,如果連大學生或甚至教育部長的國語都不符合「標準」,那麼語言政策的目的為何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事實上我國目前所使用的華語規範都已有學者建議應予以調整以符合國人的語言習慣(至少符合高教人口的習慣),更遑論採用一個離台灣語言習慣更遠的標準。


    對於此次因拼音系統的選擇而引發的爭議,我們可以理解曾部長在決策時所感受到的重大的責任感所帶來的壓力,只是希望此一壓力是來自於作為教育部長的責任而非來自於作為學者的的責任。也希望曾部長發揮一下專業以外的想像力,除了比較兩個拼音系統在「電腦使用」上所造成的差異外,還能比比別的東西,就像女人選老公總不能只比銀行存款吧!我們也可以比比心肺功能、精蟲數、爭吵時的暫時性失聰能力............(視婚姻的目的而定,而婚姻的目的總不會只有一個吧!)。